9月4日，杨敬年在天津病逝。噩耗传出后，尽管他年事已高，很多南开师生仍然感到意外。因为，杨敬年多年以来像是一个不老的传说，是人来人往的南开校园里不变的部分。他生于1908年，民国经济学大家何廉、方显廷等都是他的老师。他长期笔耕不辍，以至于很多晚辈忘记了他正走向人生终点。他90岁时学会使用计算机，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93岁重新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成为畅销书；百岁之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时，他修订的《人性谈》再版。
生前，杨敬年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南开校训“日新月异”4字时说：“一个人工作有退休，做人是没有退休的。做到老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创新到老，我个人反正就是这么照着做的。”
2016年，杨敬年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向他授予了最高级别的荣誉院士称号。南开校方刚刚对外公布了这个喜讯。这也是杨敬年一生获得的最后一项荣誉。前不久，他在家里录了一段英文答谢演讲，脱稿讲了5分钟，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网站播放。在写给杨敬年的信中，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院长理查德·卡沃丁表示：“圣体学院的全体师生均以与您保有这层联系而骄傲。”
杨敬年1948年从牛津毕业时所写的博士论文已被译成中文，有待出版。几年前，一名学生从牛津大学图书馆为他复印了这篇论文。这是他108年的人生中最后一个出版计划。译者、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张进昌认为，虽已过去近70年，但杨先生的博士论文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说，杨先生不仅创造了108岁自然生命的奇迹，更创造了学术生命的奇迹，尤其是他90岁以后译《国富论》，广为学界传颂。
常修泽最近一次见到杨敬年是7月29日上午。他回母校南开参加学术活动，顺便登门探望杨先生。在他的记忆中，杨先生那天精神矍烁，头脑清晰，声音洪亮。先生谈历史，谈人生，谈读书，谈写作，谈获牛津大学的荣誉称号，谈9月将举行的一场学术会议，“充满活力，充满激情”。
20世纪80年代，杨敬年是国内最早引入和讲授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当年教育部在南开大学办了一个发展经济学培训班，那是国内发展经济学的开端，外方负责人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学者拉尼斯，中方负责人是杨敬年。后来，杨敬年还编写了国内最早的发展经济学教材。
令一届又一届学生极为佩服的是，杨敬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治学热忱和精力。他多年如一日坚持锻炼身体，坚持读书，直到听力与视力严重下降才停止写作。他每天背诗，目的之一是保持自己的脑力。一直到今年，他仍能背出《古文观止》的绝大部分篇章。他关心时事，去世之前仍要人每天为他读新闻。晚辈去看他，他会问“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一位记者上个月去拜访，问他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他表示“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进入晚年，杨敬年的视力因眼睛黄斑性病变而下降。这是个缓慢的过程。他让家人将自己要读的文章用大号纸张扩印，再借助放大镜去看。最近3年来，情况更加糟糕，但他仍用口述的方式创作，由关永强负责记录。
关永强对记者感叹：“什么叫出口成章？我只需要记录就可以了，连标点符号都不用改！”他说，杨先生每次都打好腹稿，口述的都是完整的书面语句。自己记完之后，再念给杨先生听一遍，看看有无遗漏之处。偶有个别地方，比如引述某位学者的一段话，杨先生会叮嘱让帮忙再查一遍。但是，“99％都一字不差”。
杨敬年以这种方式完成了《人性谈》的修订，尽管他当时已无法写作。关永强说：“这本书是杨先生的，每一个字都是杨先生的。”
这一次，杨敬年因肺炎住院十多天，最后又发生了消化道出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有家人在病榻前陪伴。
他的同辈早已相继谢世。但他不乏年轻朋友。一届又一届学生与他结识。关永强说，杨先生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很好打交道，跟任何人都不会摆架子。他每次都把来拜访的学生送到门口。他对任何人都很客气，聊天时不会以老先生的方式去“教育”。
1957年，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3年。他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接受改造”，在一个教授的黄金时期，被迫告别了讲台。因此，在一些早年的学生印象里，杨敬年是“经济系资料室里那位老右派”。获得平反时，他已71岁。
对于人生中诸多坎坷，他生前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曾说，自己的办法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结果，他在那间资料室里成为一名高产的翻译家。
到了晚年，杨敬年仍在工作，因为“想要弥补过去浪费的时间”。他86岁时才真正告别讲台，接着又开始了一系列著述和翻译工作。对此，他表示，“我比一般人多工作了30年”。
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除了赞誉他在中国大学任教所取得的成就，还赞誉他“凭藉善良和谦逊，正视人生中巨大困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他的同事、今年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生前曾回忆，杨先生是饱学之士，学术渊博，功力扎实，这是他长期勤奋学习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初期，谷书堂经常在早晨看到有一个人在树荫下读书，那是杨敬年适应国家需要在学习俄语。当时很多教师都在学习，唯一坚持下来的、真正能够翻译俄文著作的就是杨先生。这反映出他的执着。
杨敬年生前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样说过他的治学态度：“我主张，做学问要有一种神圣感。学问不是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你有了神圣感你就一定会负责认真，一定不会去抄袭、去剽窃人家的。”
2007年，在南开大学为杨敬年举办的百岁祝寿会上，谷书堂开玩笑说：“我希望能够在2017年，我们还能够来祝贺他的110周岁华诞——我那个时候还在世的话。”
结果，时间进入2016年，谷书堂和杨敬年先后辞世。也是在那次祝寿会上，杨敬年对师生们表示，自己还要“再活20年”。他说，看看世界这100年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经过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经过了冷战时期，大家都在和平发展的大路上奋勇前进。“我能够看到这一切，感到自己是莫大的幸福。所以我还要再活20年吧！我要跟在大家的后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争取看到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虽然自谦要“跟在大家的后面”，但杨敬年始终相信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说：“我的日历年龄是100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他的忘年交、南开毕业生姚炜觉得，杨敬年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
学生们曾送给杨敬年一块匾额：“人生从百岁开始”。学生孟宪刚为他写了一本书，赞他为“天地智者”。杨敬年嘱咐孟宪刚，你不要把我写得太好。我有个自画像，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他说，用冯友兰的话来说，中华民族的特点之一是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第二是满不在乎，前者是儒家的影响，后者是道家的影响。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几年前，杨敬年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谈到过死亡。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自己看得很淡。他引用了北宋学者张载《西铭》中的一句话，“存，吾幸事，没，吾宁也”，称自己活着是顺其自然，死了就安息了，就能够得到休息了。“我觉得我随时可以走啊——走了我也高高兴兴走！”
他自己总结：“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
如今，那个“没有皱纹”的灵魂，“高高兴兴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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