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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北方技工学校：新型城镇化社区中职教育普及机制

发布时间:2019-04-08 02: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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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北方技工学校：新型城镇化社区中职教育普及机制

初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只注重房地产硬件开发，忽视了提升社区居民文化素养和岗位技能的职业教育，造成新社区因外来人员混杂、无业游民增多，打架、偷窃时有发生等治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居民因素质低下，又找不到更好的出路，需要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所致。而在新社区中普及中职教育，既能有针对性地提高无业居民的就业技能，又能提升其文明素养，使之生活得更充实，从而促进社区的祥和安定。当前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并没有把普及中职教育纳入计划，更缺乏切实有效的普及机制。随着新型城镇化中期由重规模向重质量建设的转变，应以人为本，根据新社区居民体力和心里变化特征，普及适合其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中职教育。为此，探究适合新社区居民各人生阶段发展需要的中职教育普及机制尤为必要。

一、建立适合人生阶段发展需要的中职教育准入与市场驱动机制

首先，建立聚焦社区的开放型中职教育资源准入机制。在新型城镇化社区中普及中职教育，主要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成人，而成人的学习领域和范围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将远程教育、函授教育、自考、在线学习等多种职教资源输入到社区之中，形成能满足各个阶段人生发展从业需要的中职普及教育资源环境。为了实现多种教育资源的统一管理，可以由社区文化（干事）管理部门，联合附近中职学校开展对各类教育平台的管理。根据各类教育内容的侧重点及其适合的人群将其分类梳理，从招生、选课要求，到结业考试、学分兑换等信息，均以公告形式详细地向社区成员展示。切实做到以开放的准入形式，将各种教育资源引入社区，形成覆盖全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立体网络。为了对各类教育资源进入社区，实施开放的准入制度。在突出开放的同时，还需要根据社区成员对教育的需求种类，从进入社区教育资源的合法性、针对选课者的发展阶段性、行业技能特征三个维度进行筛选，并根据选课者的适切性，将其分类归入对口的中职普教平台。对于那些不合法、不健康的教育资源，拒绝进入。对适应本地经济发展需求，为大多数社区成员所需要的职教资源，则以适当补贴、付费等形式积极引入社区，并将其纳入普及中职教育的主流资源库，由社区文化（干事）管理部门组织生源，使其形成大规模的招生效益。对那些适合中老年人进一步提高精湛技艺、养生、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类教育资源，则归入技能或兴趣提高类课程平台。其次，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政府和企业资助机制。为了提高对劳动力输入地新社区从业人员，开展普及中职教育的针对性，需要围绕岗位新技能与主体人生发展的要求，探讨社区普及中职教育机制，这是由教育的社会与育人功能有机统一性所决定的。就新型城镇化社区中普及中职教育而言，行业、企业岗位技能创新所形成的新需求，必然反映到对员工技能和素质结构提升的变化上。这种变化的形成，除个体自身努力外，更需要富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进行引导和注入新的知识，开展新的技能训练。一方面，由于这种新知识和技能课程模块的开发成本较高，如果仅仅依靠社区选课者低廉的选课付费，会使社区教育丧失开发新课程的活力。另一方面，在珠三角支柱产业聚集地所形成的工业化社区，围绕支柱产业所形成的系列核心课程资源，因其对接当地支柱产业，很适合务工人员的学习。但是，迫于选课费用高的压力，许多选课者望而却步。因此，对这类事关多数人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对接支柱产业的课程，应该由地方政府和对口的企业买单，组织相关从业者积极选修。由此形成大单课程资源政府买单，中等规模的课程资源企业买单，小规模课程资源个体买单的社区中职课程普及机制。这样借助政府和企业的力量，将社会需求转化为学习主体内在的学习需要，实现“社会需要———中职教育———具体人的需求”有机结合的普及机制。由于其立足于社会需求和个人选择的有机统一，因此，很容易受到当地主要从业者的关注，从而达到有效推进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目的。最后，建立个体根据需要购买中职教育资源机制。在农民工输入地新型城镇化社区中普及中职教育，不仅充分发挥了中职教育有针对性地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社会功能，而且需要以务工人员的人生发展阶段为本，站在其人生发展与社会需要的角度，配置社区中职教育资源。这样对个体而言不仅具有针对性，而且具有可持续接受中职教育并得到累积，从而有助于形成从职业技能到人文素养、心理健康等全面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的素质教育。因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仅有城市化的岗位兴衰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素养教育问题，更有大规模的新农村镇级建设的特殊问题。既需要工业化、商业化的岗位技能提升，也需要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建设。其对人的岗位素质、文明素养的提升，都不同于工业化时期趋向于标准化的中职教育，更不同于上世纪中国初级职业教育的推广和普及，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教育特征。由于从业者的流动性和课程选择的多元性，地方政府和企业不愿意，也不可能为每个人提供其人生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教育。况且，由于这类适合个体学习兴趣的课程资源选课者少，与当地经济发展关系不大，因此，应该主要由个体付费选择学习课程，形成根据个人需要选择适合其人生发展阶段的职教购买机制。

二、建立适合人生各阶段持续发展需要的多种教育互认制度

在新型城镇化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前提是，多种教育之间需要实现学分的相互承认。以学分为媒介，实现各类教育互认和沟通的“学分银行”，被认为是现阶段构建终身教育制度的有效模式。学分银行“借鉴银行的基本功能，通过学分记录学生参加各种类型学习的经历和成果，并根据不同类型教育的质量标准，对学习成果进行认定和转换”。“学分银行”因有以对不同类型学习成果进行认证和评估，根据个体接受教育的经历实施学分累积和相互转换的优势，为从业者人生发展阶段进行贯通学习创造了条件，从而成为世界教育领域的一种发展趋势。在这一制度下，从业者在任何时间接受任何层次、任何类型的职业教育培训，通过相应的考核或实践经历确认之后，均能获得相应的学习、实践记录和学分。这些学习记录（或学分）都将被储存在个人的“学习账户”，并将其不同人生阶段所经历的实践性学习成果，接受的各种职业教育培训课程之间进行兑换，以学分或技能证书、学习文凭形式，对个体持续不断地努力做出标志性评价。借鉴国际上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互认的成功做法，在新社区普及中职教育中推进从业经验、能力与文凭互认的制度。无论是英国的学习经历举证制度，还是澳大利亚对先前学习结果的认可制度，乃至台湾的学历鉴定与累加制度，都不仅强调了单元制与学分转换制，而且承认了学习者先前的经验与能力在学习累进中的贡献。英国学习经历举证制度规定：如果先前的学习或实践经历，与新学习内容中某项内容重叠或相似，就可以通过相应机构出具证明的方式，作为举证依据而予以免修。澳大利亚则通过对学生先前工作或各种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技能进行评估认定的制度，实现经验与技能证书之间的兑换。在评估中，被评估者需要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主要是提供当前学习内容、技能和能力证书，与先前实践经历、发表的文章、获得的证书、奖励等有何内在联系，最重要的是被评估者当前表现出来的实际能力和技能。台湾地区则在审核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直接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或认定与职业资格证书有关的学分制度，相比而言便于实际操作。国际上的这些成功做法，尤其是“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体系”———ＡＱＦ，在各级证书之间实现了统一的转化，建立起有助于每一个人按照自身人生阶段发展逐步努力的升级体系，值得我们在社区中普及中职教育借鉴。其中，ＡＱＦ一二级证书认可学生获得的基础性职业技能和知识，适用于那些在监督条件下开展的基础性和常规性工作，相当于我们的初、高中职业教育文凭，是新社区普及中职教育借鉴的重点所在。借鉴国际上的这些做法，结合我国比较重视系统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的传统，可以将中职自学考试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衔接。为此，需要改变原有学科式自学考试内容，逐步将其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转向模块化、技能化的职业教育考试，从而实现将从业者的既有经验、实际技能与自考中职教育内容、选修课程学分对接。因此，中职自学考试的标准和命题，应从原来由中职学校为主，转向以行业和企业为主。只有这样，才能突出对岗位技能和企业经验的高度重视，才能提升从业者的从业素养和工作技能。当然，为了增强对接后便于从业者根据其从业需要和家庭现实条件，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前进的步伐，自考和技能认定机构需要联合对口的中职学校，加强对职业技能鉴定考核特点和规律的研究。这样才能相对科学、准确地制定考试计划和评估、认定的标准。为了克服中职毕业证书与技能证书之间的沟通障碍，一是需要破除管理体制的障碍。因为职业学校的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分别归属于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两个部门，二者之间由于条块分割难以协调。二是需要理顺运行机制。主要是对学校专业课程的考核评价，缺乏职业资格鉴定机构的有效监控。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由具备技能考试资格和颁发中职文凭的职教中心或国家级示范学校统一实施，将毕业证书与中职应具有的系统技能进行归并，以统一的标准予以衡量。对于社区中职教育而言，重在技能，对从业者选择自学考试、在线学习、函授等所获得单科结业证书予以认可。只要完成规定的学科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即可授予其对口专业的中职毕业证书。对那些文化基础较差而实践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从业人员，通过一个技能模块的考试，可颁发该模块课程结业证书。只要完成了规定学分的技能模块，或者技能、课程模块综合起来达到了中职毕业的学分，即可颁发中职毕业文凭。以此激励各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和优势条件，选择最有利且快捷的中职技能证书和文凭获得方式，成就不同个体精彩的职教人生。

三、建立适合不同人生阶段发展需要的因材补教普及机制

基于人生发展阶段的职业教育，与普通职业教育追求系统、完整性的最大差异在于，个人会根据其人生阶段面临的实际问题，选择原本不具备但现实需要的职业教育进行补偿学习。与先前注重农民工输出地培训缺乏从业目标相比，在农民工输入地新型城镇化社区中，根据从业者需要进行补偿教育，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这种补偿教育也许是全新的知识课程模块，也许是需要拓展性技能模块，也许是原来已经选修的课程但并不精通，而需要一次精益求精的探究性学习。由此可见，社区普及中职教育，不仅仅是为普及提供职教资源，同时还要为提升从业者的水平提供拓展性、提高性的职教资源。补偿教育“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是为那些未能在义务教育年龄阶段完成全部教育的人，提供的补偿性教育”。但在新型城镇化社区中普及中职教育，主要不是根据从业者先前经历中所缺失的文化知识开展补偿教育，而是结合其当前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实施有针对性地技能补偿和新知识拓展教育。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当年学习的初、高中知识和技能会逐步过时，在社区居民谋生、求职过程中，在其向高品质城市生活迈进中，将会逐步萌生出补偿时代和人生发展阶段所需的职业教育愿望。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社区而言，最急切需要补偿的中职教育多是职业技能培训，以此解决当前的就业和转岗加薪问题。但是，新型城镇化所需要的不仅是富有胜任力的工人，更需要具有文明素养的城市文化人。因此，文化知识的补偿教育在其后续发展中就显得非常重要，它是提升农民工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关键。为了让进入社区中的职教资源，能够相对集中于技能和知识的补偿教育，社区文化（干事）管理部门，需要对本社区成员的教育需求进行普遍调查。统计出需要补偿教育的知识和技能种类，进而将补偿的知识和技能落实到农民工学校、中职培训基地、社区教育培训网站、企业内部培训、远程教育、在线学习等不同的教育机构或者平台。将各种教育资源优势与各类群体需要重点补偿的教育课程结合起来，实现对口、对接式补偿教育。从社区居民人生发展阶段分析，这种补偿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不仅仅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产业的主要从业者，而且还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其人生才开始，具有内在奋起的动力，又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扎实的文化基础和相对较弱的吃苦精神，更加热衷于通过技术和学历提升来改变当前的生存状况。有研究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２０岁之前就已经外出的比例达到７５％，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而补偿中职教育是实现其向市民角色转换的桥梁，是实现其就业、身份转换、享受市民生活，通向幸福未来的必经之路，对其人生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生存处境出发，补偿中职教育技能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提供新技能补偿教育，使其拥有转岗所需要的新职业技能，增加从事岗位工作的技术含量，提高其职业声望和经济收入。第二，具备熟练操作计算机的技能，使其能够利用网络捕捉、甄别和处理有用信息，懂得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信息。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由于生理年龄和心态的变化，逐渐开始喜欢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因此，对其开展的补偿教育，主要是技术的精湛训练和使其生活更灿烂的理财、家庭建设之类的文化教育。前者，使他们获得更为精通的职业技能和谋生技术；后者，让他们生活得更幸福，养成高尚的生活情趣与平和健康的心态。完善新型城镇化社区因材补教保障制度和激励机制。补偿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根据不同个体的需要实施有针对性地补充教育，以弥补个体所缺失的部分知识或技能，强调的是根据人员分类，恰到好处地补充教育种类、层次和范围。因此，一是需要根据从业者的岗位进行分类，将新型城镇化社区中的从业者按照留守农民、职业农民和新市民发展需求，重新定位社区从业者补偿教育的培训目标。二是根据人生发展的阶段性，按照新生代农民工、中年农民工和老年农民工的生存和心理需要，从文化知识和技能补偿教育上，设计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对口中职课程模块。为了让这种针对性补偿教育能够大面积实施，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激励机制。一是需要建立补偿性中职教育培训资源的配置政策。应尽快出台促进社区务工人员补偿性职业教育的专门培训法，“制定专门的《农民工市民化职业教育培训促进法》，从法律、法规层面对农民工市民化所涉及的职业教育培训问题进行全面规定。同时，还应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特点，以及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性，制定诸如《企业职工培训法》《经济不发达地区成人职业教育培训促进法》《面向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培训法》等。二是，建立全方位渗透的微观激励机制。仅仅从大的区域和类型上实施因材补教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微观层面建立相应的长效激励机制，才能将新社区普及中职教育落到实处。要从新社区中职培训机构建立、教育资源分类整合、社区教育平台运行资金预算拨付、学员获得结业和毕业奖励制度等方面，健全激励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和机制。如建立面向新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主流课程免费选课制度，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提供资助；对当地企业用工实施严格管理，按照先培训再就业的办法，强制规定企业必须与有资质的培训机构挂钩，建立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培训机制；激励、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社区中职教育培训，并对其培训课程以补贴和奖励等方式予以鼓励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尽可能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积极接受到必要的补偿性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