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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我讲现代文学史

发布时间:2015-05-21 0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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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基础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上百路人马数千名学者围攻这30多年的文学现象，成果甚丰。而对该门课程的反思、总结与交流相对较少。本人试结合自己对这门课的接触史，以及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思考，谈谈对该课程的若干粗浅体会。
我2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很早就决定要报考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其实从我自身的知识结构来讲，我可能更适合学习古代文学。但一是我不想把自己最喜欢的事物变成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谓“爱者不究，究者不爱”，我宁愿把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放在枕边、厕所作为我终身的审美慰藉；二是现代文学以其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和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内外交通的坐标位置更多地感召了我。给我们83级文学班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孙庆升老师经常把一些没有结论的“专业问题”透露给我们。他的讲课风格在亲切随和中隐含着“问题意识”和“忧患情怀”。我们班的班主任温儒敏先生那时还颇为年轻，经常到宿舍里来跟我们交流。他温文尔雅的谈笑背后显示出的是对自己专业的强烈自负，他可以从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开始，逐个评论每位现代文学老师的学术风格。这对我们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班里很多同学都大量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不少同学通读了《鲁迅全集》，有几人还坚持阅读《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动态》等书刊。现代文学方面的选修课，我们班都积极去听，唐沅的茅盾研究、孙玉石的现代诗歌研究、严家炎的小说流派研究、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等，都是我们在宿舍里讨论的话题。我和几个同学还跑到84级文学班--就是吴晓东、王枫他们班，去听黄修己老师的基础课。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班很多同学报考了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现在看来，影响本科生专业兴趣的一是基础课，二是班主任，三是与基础课配套的选修课。我们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近年来也发现，如果班主任热情负责，多与同学交流的话，那么班里的“尖子”学生往往就会报考班主任所在的专业。其次，则报考基础课讲得最受欢迎的老师的专业。
后来我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期间，有意识地旁听了多位本专业老师的基础课，一般是听两三次。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只在自己专项研究课题的方面讲得深入精彩，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对整个专业研究动态的全面把握，表现为整个专业知识的“渊博”。他们决不依赖任何一本现成的教科书来授课，再权威的论著，包括自己的著作在内，统统都列为“参考书目”。从授课中，学生很难判断老师究竟是研究哪个方向的。所以学生听的虽然是“基础课”，但已经具有一定的高度和难度，并非只是作家作品的罗列加时代背景的铺陈。我后来接触了某些其他院校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惊讶于他们对专业问题的隔膜和品鉴能力的平庸。经过了解得知，他们的现代文学基础课，学的就是鲁迅生于哪年死于哪年、写过什么作品、分别都具有什么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等。我批评说：你们这根本就等于没念过中文系！你们学的那些“知识”，随便一个文学爱好者都可以在图书馆里查到，还用学四年吗？我当时的批评可能年轻气盛、尖锐刻薄了一点，但我想由此表达的是，基础课跟基础课之间，相差是可以非常大的，没有学术研究和个人识见作为背景和底蕴的基础课，那就等于中学语文课的文学史知识的延伸，既不能培养学生“史”的眼光，也不能培养学生“文”的感觉。后来一些到北大进修的现代文学教员印证了我的想法。他们说：原来你们是这么讲现代文学的啊！怪不得我连你们研究生的文章都看不大懂呢。基础打不好，必然影响向专深发展。目前一些研究生就是因为基础薄弱而能力始终提升不上去，只好依靠现成的理论框架拼凑毕业论文。而毕业后从事其他工作的学生，对现代文学史中的许多问题也是一知半解，往往盲从网络上的道听途说。基础课当然要区别于选修课，不能脱离基本的学术共识，但仍然应表现出一定的前沿性，这才是有价值有活力的基础课。
研究生期间要有一次教学实习。记得当年钱理群老师在给86级讲基础课，我就代他讲了茅盾部分，讲的题目是《茅盾的矛盾》。我对茅盾本来比较感兴趣，为了备课，我又重读了几乎全部的茅盾作品和当时能够找到的茅盾研究资料。怎样在有限的学时内既覆盖基础知识又保持前沿视角，是我当时思考的重点。钱理群老师点拨我说：以点带面、由点到面。我就自己理解为“以问题统领知识”，在授课主体的独立思考的学术性和受众的接受纵深之间寻找一个适度的平衡地带。我还与同年教学实习的黄心村、汤晨光、臧力等同学交流了经验体会。这次讲课实践对我以后的教学研究，包括教科书编写都颇有裨益。所谓“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以前只是听说，此后则是深味。基础课教学，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学生都可能发出深度提问，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课前的充分准备，就可能造成授课遗憾。特别是现在的学生，信息渠道众多，解构意识强烈，你讲鲁迅有学问，他可能说周作人更有学问；你讲穆旦深刻，他可能说那都是装孙子。所以，我现在授课，除了在假期提前准备就绪外，每次课后，就尽快准备下一次授课内容，而且授课当天一定结合所讲内容翻看相关的最新研究动态。所以备课实际上成为一种“终身专业自我培训”，使得讲课内容能够与时俱进，师生双方都乐在其中。
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二中当语文教师。我按照阿Q前辈的思路，心想人生大约免不了是要做几年语文老师的。既然上帝如此安排了，就不能荒废青春，一定要上好课，教好书。我除了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和辅导学校的“醉婴文学社”以外，在学校和教育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为整个高一年级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选修课。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中学开设专门的现代文学史课程。虽然叫“选修课”，但实际上全年级每周必听，内容就是大学里的现代文学史，所以实际相当于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基础课。我还跑回北大借来《阿Q正传》、《沉沦》等录像带配合教学。当时是1990年，我热情很高，但压力也很大，校内外都有一些不理解的人和静候我犯错误的人。一次我引用了鲁迅说的“才子加流氓”的话，被误传成“孔庆东说鲁迅是大流氓”，教育局责令校领导找我谈话，虽然我澄清了事实，但该课只讲了一年，未能形成“传统”延续下去。反省几次类似的事件，我认识到，基础课不能过分超越学生已有的知识。学生一旦难以将新的知识与旧的认知沟通，就可能误读和歪曲新知，直到产生出他们自己能够理解的“意义”。我调查出这次误传是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和其对我持有偏见的家长所肇始，我没有批评该学生，而是在批阅作文和周记时多次与之交流，使之明白我开设该课程的一片苦心和来之不易，使之明白现代文学与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生命存在都息息相关。该学生后来承认了错误，语文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这一年的现代文学教学，等于为我后来回到北大正式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程作了演练。我开玩笑说，我是曾经做了三年的“硕士后”才回到北大继续读博的。我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热烈拥护，那一届的学生不论去向如何，普遍喜欢文学、喜欢思考，有的至今跟我保持联系。我所写的教学论文还在教育局获了奖，我倒不是看中那个奖，而是由此判断上级对该课程的态度，没有认为我是在“毒化青少年学生”就谢天谢地了。
在中学任教期间，我的语文课教学也贯穿了我所认为的“现代文学精神”，几乎每篇课文，都穷尽研究资料后精心选择讲授角度。例如一次为全市名师做公开课，讲的是《祝福》，我采用了高远东的研究成果，从儒释道合流的视角来讲“是谁杀死了祥林嫂”，课前还打电话请教了高远东。由于我讲课风格一贯如此，我的学生都能听懂，而来观摩的多数教师却听不大懂，课后与我交流许久。我当时想，这些老师在大学里也应该是学过现代文学基础课的，为什么当了语文老师就一定要把《祝福》理解为毛泽东讲的旧社会压迫劳动妇女的“四大绳索”呢？我因此倍加感谢我所有的大学基础课老师：孙庆升、洪子诚、费振刚、葛晓音、张双棣、马真等。我还感悟到一点，能够把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联系起来，从整体上考虑学生的知识构成和接受需求，是基础课建设的首要条件之一。顺便插一句，现在中学里讲《祝福》时，很多老师和教材都大讲特讲“是谁杀死了祥林嫂”，隐约已经形成新的模式了，而且有个很时髦的名目，叫做“研究性教学”。
后来我就回到了北大，虽说是免试读博，但延续当老师的惯性，同时为了养家糊口，也经常讲课。一是给中文系的留学生讲课。二是辅导一些留学生考研。经我辅导的留学生大都考入陈平原、王富仁、朱金顺等名师的门下，有的后来还读了博士。三是我还到某夜大去讲过现代文学，还给中小学老师做过现代文学讲座。这些讲课活动使我年深日久地沉浸在现代文学的基础知识里，要从鲁迅、冯至、张爱玲读到周文、马加、柯仲平。我清醒地知道这对我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都是正面的，基础知识过分驳杂，往往预先从纸背看透了那些高深话题的悖谬与荒诞，因此学术激情不免减弱，又喜自养宅心，不愿戳穿他人美梦，更厌恶以己绳人、自以为真理在握者。于是，我愈来愈偏爱“基础课”了。
再后来我留校任教，给本科生、留学生都讲过现代文学，还专门跑到新加坡去讲了一遍“速成版”。虽然我留系十年来所授选修课要多于基础课，但我以为，讲选修课易，讲基础课难，正如写专著易，写教材难。选修课讲得好，人皆见之，专著写得好，人皆仰之。而基础课讲得好，人多忽之，教材写得好，人多轻之。不过，北大现代文学教研室一向重视基础课，领导亲自抓，大家抢着上，还多次开会加以研讨，所以一直是中文系的名牌课程之一。
不过，我对这门基础课，还是心存诸多困惑。第一个问题是安排在哪个学期比较合适？现在一般是安排在大一开始上，可是古代文学史却安排在大二。未学古代而先学现代，显然不妥。借一句已经被用滥了的话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不对古代文学有个总体的认知，学生如何能明白为什么陈独秀胡适之要揭竿而起？所以我讲现代文学史时，要先用一节课讲一下“中国古代文学述略”，从“葛天氏操牛尾”和“断竹续竹”讲到“我手写我口”和“一听五更钟”。主要不在讲“文学”而在讲“文学之命脉”，有点类似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的思路，但远没有他二人的才学，加之课时所限，所以捉襟见肘，颇不自如，因此很希望学生学完古代再学现代。虽然古代文学往往讲到晚清就匆匆忙忙结束，但毕竟给了学生一部完整的古代文学史，我们现代文学从晚清讲起也是可以的了。
然而倘若大二甚至大三再学现代文学，又会产生其他问题。因为从大二开始，学生要上一些选修课了。没有文学史的基础知识，选修课必然学得囫囵吞枣。我讲现代戏剧课时，有新生责问我为何讲老舍的《残雾》而竟不提《龙须沟》和《茶馆》。我一问他，原来还没上基础课，宜乎其分不清现代与当代了。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现代文学史的课时普遍被压缩，压缩到原来的2/3甚至1/2。所以不但周文、马加、柯仲平不能讲了，连许地山、穆时英、端木蕻良也只能几句话带过。这样的基础课很容易变成干巴巴的几条筋甚至变成了“现代文学述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想首先是呼吁各校增加现代文学史的课时，争取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须知现代文学历史虽然不长，但内容丰厚，问题错综复杂，上关古代，下启当代，内蕴理论，旁连域外，讲授含糊，必将殃及其他课程。减少学生的总课时我是支持的，但具体应该减少哪些课程，恰像政府应该削减哪些开支一样，还是听听一线教师的声音为好。其次如果课时不能增加，则应根据现行实际情况，另行制订教学大纲，在保证体现学术前沿性的基础上，减少枝蔓，突出重点，有骨干有血肉地讲出一部“精编版”的现代文学。再次，基础课的课时少了，应考虑以选修课补救之，开设一批中等难度的选修课，作为基础课的“卫星课”。例如大作家被淡化了，就以“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曹禺研究”补救之。文体脉络模糊了，就以“现代小说流派研究”、“现代诗歌流派研究”、“现代通俗文学研究”补救之。要注意这些选修课不一定要发挥教师个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必讲得格外艰深，重点是作为基础课的“局部放大”，好比基础课的“移动硬盘”，所以说要“中等难度”。另外，现在的学生阅读作品少，审美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应该在基础课之前或者同时，开设现代文学作品赏析课。北大由陈平原老师领衔、集体上阵的该课程已经是全校闻名的精品课，应该在大一年级专门开设固定的作品课，指导学生以专业眼光细读作品，避免学生成为知道《子夜》却不知道屠维岳、知道沈从文却不知道花狗大的客里空。
第三个问题是具体的授课姿态和方法。现在各校扩招，学生增多，基础课往往采取上大课的方法，一二百人同时听课很常见。高远东老师认为这已经接近于“听讲座”，老师不容易讲得细致，学生更是听得粗枝大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多的老师喜欢把基础课越讲越深，高明者把基础课讲成了选修课，低俗者则不是过度阐释作品，就是凭空生造理论，而具体的史实和作品的基本意义却被忽略了。要知道我们现在培养的本科生大多数将来不是要从事本专业研究的，硕士生也不是，连博士生里当学者的也不过半。我们不能把课堂当成学术研讨会的讲台，在那里变相地宣读自己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一个本科生学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不是要为了对他报考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有用，而是要对他的“人生”有用。我们如果没有把现代文学中的“人生”层面讲出来，唤起学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那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基础课。有不少考研者在面试时，对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如数家珍，可是让他谈谈对几部具体作品的感受，却一堆文学史教材上的空话或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学废话。因此我认为，基础课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另外教学内容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在中学，学生已经大面积地讨厌语文课了，真正原因就是语文课脱离了人生。倘若在大学的文学院系里，学生再讨厌文学史基础课，那岂不说明我们的文学教育已经彻底走向了“非人化”，进入了“非人间”？我1998年上过基础课的两名本科生，后来跟我读了研究生，如今已经毕业，分别到文化部门和传媒领域工作了。我很高兴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因为学了现代文学而丧失了“现代文学精神”，他们对生活、对学问，都保持了热爱和警惕。前几年我替温儒敏老师上了一回现代文学史，那个班的学生充满了活力，我第一节课问他们的“什么是现代”的问题，他们现在还有人在思考，这使我仍然愿意继续上基础课了。我在北大讲课，由于旁听者太多，索性近几年多开通选课，或者基础课、选修课与通选课并开。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和老舍研究，都开过了通选课。我想，在合适的时候，将现代文学史也开为通选课，那就等于把这门基础课开到了全校。那时，或许会有点新的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