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始终在实践中验证和调整
置身于经济社会发展大潮,教育无法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诉求熟视无睹,更无法任性地掐断与历史的联系。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体制直接相关,也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状况相关。
置身经济社会发展大潮,教育无法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诉求熟视无睹,更无法任性地掐断历史的联系。“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体制直接相关,也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状况相关。所以,教育体制改革始终都在改革实践中进行验证和调整。”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在回顾30年教育体制改革历程时说,1985年的《决定》明确提出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该体制明确了基础教育的权力和责任是在地方,把中央和地方在基础教育上的权力和责任作了新划分。在当时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巨大变革,极大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
“但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的财力分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央财政占了60%以上,地方财政降至40%,而且此时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的‘红利’已基本耗尽,导致2000年前后农村教育出现明显滑坡。”谈松华分析说。
“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教育体制及时调整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并明确权力主要在县,把乡镇和村的权力收到县,因为县级财力相对好一点。但后来发现全国约有一半的县是赤字财政,‘以县为主’还是很难完全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因此,又提出加强省级统筹,但其实省级统筹也没解决问题。改革实践证明教育体制必须要和财权、事权相匹配。”谈松华介绍说,“所以,后来国家实行了义务教育中央和地方分担机制,东部地区是‘二八开’,西部地区是‘八二开’,中部地区是‘四六开’。经历了这一系列演变,这种教育体制改革仍然还未完成,还需要把体制的内容加以深化,并符合各种条件的匹配。”
历史仍在延续。“今天的教育改革,面临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待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经济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发展对于教育结构调整和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当下的教育改革,无法回避‘十三五’甚至未来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就教育改革面临的新形势,迟福林认为,工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发展、国家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未来中国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发展的大趋势,对于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未来几年,新兴科技革命与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交汇成为客观趋势,能否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是关键。
当把教育体制与国家发展的新需求对表时,人们更期待教育改革能在短期内释放红利、尽快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希望推进中的教育体制改革能尽快建立纵向的教育治理体系,即在理清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与教育部门的权力边界的基础上,重新确权,划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事务管理权上下层级,并通过推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重构新型教育治理工具,建立各部门合作治理的横向教育治理体系,激活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办学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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