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诉王丙先，“古几”在藏语里是“求求你”的意思。这是他来到西藏后学到的第一句藏语。
这一幕发生在2013年，当时王丙先作为吉林省第五批援藏干部来到日喀则，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兼日喀则第三高级中学校长。在踏上神秘的雪域高原之前，他曾听过日喀则是个“两巴一嘎，谁去谁傻”的苦寒之地。造成封闭落后的不仅是山陡路险，更多的原因在教育的视野和眼界上。他这样担忧过。
他踏上西藏所遭遇的一切颠覆了他的“常识”：藏族老汉渴求的眼神、日喀则市区的学校旁租房陪读的家长都让他深切感受到，西藏的家长对孩子“上好学”的诉求。而这背后，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教育的巨变。
王丙先翻开三高历年的招生录取资料，从2010年建校时的85人，到第二年的350人，再到今年700人，曲线笔直地爬升。
从8%到86%，从教27年的靳兵建也记得这样一条笔直爬升的曲线。这是林芝地区高中毛入学率的今夕变化。
1988年，他刚从河北师院中文系毕业分到林芝八一中学，那时从林芝到拉萨还只有土路，早晨4点出发，要到晚上12点才能到；书信半月才能到达；漫步学校操场步履稍快就会尘土飞扬。当时学校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走在里面感觉空荡荡的”。
如今，用“人满为患”来形容林芝的高中一点都不为过，由于一中的学位无法满足林芝地区学生上学的需求，2011年又建了二高。这两年，靳兵建发现拿着档案过来要求复读的学生越来越多。点点学生的花名册，2500人，他的嘴角露出笑容。
在基础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西藏的高等教育发展势头同样迅猛。201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与2002年相比，办学规模由本专科在校生8438人、研究生在校生56人分别发展到3.36万人、1244人；“211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建设、学位和专业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高等学校综合实力正在增强；专业设置上本、专科专业分别由50个、56个发展到142个和132个，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由4个增加到64个。
在林芝市教体局办公室主任刘伶看来，高中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与自治区的全就业政策是分不开的。2011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力争西藏籍大学生全部实现就业。截至去年，西藏已连续3年实现西藏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基本全就业，其中2013年14379人，就业率达到99.17%。
“铁饭碗”的超强吸引力，让许多家长从对挖虫草的痴迷中抬起头，“现在家长们都乐意把孩子供到高中”，在做办公室主任期间，刘伶曾目睹过一位家长拦下市委书记的车苦苦哀求，为的是能把孩子送进一中就读。
从今年开始，拉萨城关区第一幼儿园副园长米玛觉得压力陡增。去年，他把园里的单层床换成了抽屉式的双层床，勉为其难地又多招了100个孩子，今年增加的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为此，拉萨城关区教体局副局长刘兆睿伤透了脑筋，尽管现在已经有17所幼儿园在建，可目前投入使用的公办幼儿园学位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以前的学前教育在家里完成，现在争抢着送进公办园，家长们不仅希望孩子有学上，而且都想能上好学。”
2006年，刚毕业的刘伶被分到朗县登木乡，尽管他并不分管教育，但和当时其他所有的乡干部一样，他身上背着一项重要职责——“劝学”，用他的话说，就是“漫山遍野地找学生”。
每年的五六月份是挖虫草的黄金季节。满山遍野的帐篷里住满了前来挖草的人，这其中的主力，是孩子。“孩子眼神好，虫草一挖一个准”。往年，一到挖虫草季，学校的到课率就锐减近一半。
对于工布江达县教育局副局长次仁来说，“劝学”是个苦差事。他所在的县到了挖虫草的季节，1000人的学校一下子600个孩子就没了。这是一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战斗”：“家长会想尽办法把孩子接走，晚上一下课，就有家长在学校围墙外面接应，等着自家的孩子翻墙逃走。”
他和9个乡镇的劝学干部，在工布江达中学的宿舍楼下搭起了帐篷。但是仍然堵不住学生，学生溜了，他就开着车到处找，时间久了，车牌号学生也认识了，“只要一看到，就往尼洋河边跑”。
如今，劝学已成往事。现在，一到招生季，王丙先、刘伶、次仁都会关掉手机“玩失踪”，“打电话，托关系的太多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有人说，西藏的教育落后内地50年，次仁不同意这种说法。在他眼中，西藏的教育是格桑花，柔弱中自有一股韧劲儿。
今年考上西安财经学院的岳晓田就是这样一朵格桑花。此时的他侧倚在家里沙发上，吹奏着口琴，和其他孩子不同，他的口琴被安装在一个特制的木架子上，自从初三喜欢上了口琴，学校的音乐老师就帮他特制了这样一个支架。因为，他从小就失去了双臂。
在次仁的印象中，岳晓田的母亲是个安静木讷的女人。次仁说，因为晓田小时候触电失去双臂，她受了刺激，精神崩溃，尽管后来康复了，也落下了病根。弥留之际，她仍然有一个信念，就是让自己的娃继续读书：“儿啊，你比别人少两只手，别人能上山挖虫草，你不行，你要靠脑袋吃饭，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
当时她是个环卫工人，每年的收入只有1000多元。不仅是经济问题，晓田的入学问题更让她为难，吃了无数学校的“闭门羹”，校方的开头一句总是：“没有双手，他用什么写字？”
岳晓田开始试着用嘴叼着笔写字，他咬紧牙关，从中考考场一直写到高考考场，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安财经学院录取。他们家也因此被评为“重教家庭”，获得了5000元奖金。
站在颁奖台上，晓田咧着嘴笑，从未笑得如此开心。
每次回家，格桑曲珍都盼着返校的日子。“学校多好啊，每天都是一荤三素”，对于生活在丹娘乡百拉村的一家普通藏族农户的她来说，这样的伙食如同过节。此时，格桑曲珍和弟弟正跟在两头牛后收拾牛粪，这两头耕牛和十亩旱地就是他们家主要的生活来源。
格桑曲珍还有一个刚出襁褓的弟弟，他们三姊妹都患有一种家族遗传病，这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雪上加霜。家里一年纯收入不足2000元，但3个病人的医药费1年要3万元，每年都要从银行借钱治病。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坚阿次仁攒钱买了辆小轿车跑出租，然而，因为自己不懂普通话，很多内地游客的生意没法做。
就在中国教育报记者“家访”的那天，那辆小轿车正罩着防雨绸，停在土砌的车库中，上面布满了灰尘。
坚阿次仁捻动着手里的念珠，用藏语谈起生活的艰辛：“人啊，还是要读书的！”他羡慕自己的女儿，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为，他跟记者交流时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女儿翻译。“如果我能说普通话，家里或许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在老家昌都，坚阿次仁的5个兄妹仍然以种麦子为生，他们之中上学最多的也只是上到初中就辍学回家了。他希望打破罩在全家人头上的命运“魔咒”，“希望孩子们都能通过读书，改变这个家族的命运”。
如果没有“三包政策”，坚阿次仁的愿望或许只是镜中之花。
事实上，从1985年开始，国家拨出专款对西藏义务教育阶段的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先后14次提高补助标准，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到2015年秋季，年生均补助达到3000元，52.5万名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直接受惠。
除此之外，西藏还实施了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农牧民子女营养改善计划，从学前至研究生教育阶段的资助体系不断完善，年资助师生超过153万人次，资助金额超过23亿元。
对比在学校和在家，格桑曲珍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学校很幸福。因为，一切都是免费的：“校服是免费发的，书本是免费发的，被褥也是免费发的，就连吃饭、住宿都是不收钱的。”父亲给她的零花钱，经常一个星期都不曾掏出口袋。
同样有此感受的，还有林芝市第二高级中学学生尼玛，他说：“现在上学不但免交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学校还给我们每个人每月补助200多元伙食费，我现在上学基本不花家里的钱。”
随着“三包政策”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一系列的支撑政策也已经建立起来，2011年，自治区再次提高师范及农牧林水地矿类相关专业高校学生免费标准，年生均达5600元；对农牧区中小学在校生实行交通补助政策，年生均补助100元；出台了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研究生资助政策，年资助标准5000元，实施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制度，年资助标准20000元；目前，各种资助政策和项目已达37项。
在世界屋脊之上，“三包”政策给教育打上了免费的烙印，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的15年不再为上学的费用发愁。在这里援藏有些年头的校长都会有所感觉，曾经的西藏步履缓慢，不知教育为何物，是三包政策让这座“世外桃源”向世界张开了怀抱。
坚阿次仁听父辈说过，在旧西藏，只有寺院教育机会和为数不多的私塾教育。那时的教育牢牢嵌在社会金字塔的塔尖，如同拾级而上的布达拉宫，只有占人口总数５％左右的三大领主和富商子女才能获得学习的机会，农（牧）奴及其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当时这种“僧官学校”、“俗官学校”和屈指可数的私塾，学生人数最多时在全西藏也不过3000人。而今天位于布达拉宫附近的拉萨中学，在校学生也已接近3000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整个西藏可以说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5%；而到2014年底，各级各类在校学生总数逾60.85万人。小学入学率达到99.64%，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9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73.3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7.76%，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0.57%。
沧海桑田，“三包”以及背后的一系列支撑政策不仅改变了西藏教育的“地形地貌”，也让很多家庭的命运得以“翻转”。
普巴兜里每月揣着父母给的300元生活费，一路从工布江达的朗嘎村考上了广东佛山第一中学的内地西藏班，再到西藏大学。守着6亩薄田的父母，每个月能拿出300元已经不容易。他家所在的乡镇并没有虫草，每次挖虫草都要跋山涉水，去很远的乡镇，还要交上2000元的植被恢复费。对于年收入只有1万元的家庭来说，2000元并不是个小数字。他打心底儿里感谢“三包”政策，让他走出高原，体味世界之大。
毕业后，他曾有机会留在拉萨当一名藏语翻译，或考取公务员。但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工布江达。如今的他已成为工布江达中学的一名老师，每次发工资，他都会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0块寄给家住工布江达镇朗嘎村的父母。有人说，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藏族人向来有着一种安土重迁的情结：故乡是他们手中牵着的一条忽明忽暗的线，无论走多远，只要丝线一动，虽千万里吾往矣。
更让他体会到命运翻转的是自己与仍在朗嘎村的弟弟之间的对照，尽管弟弟只比自己小一岁，但初中毕业后他就早早挑起了家里的重担，现在弟弟经常要到外面打零工，尽管如此，收入仍很微薄。他常常为弟弟感到惋惜，同时也为自己因为受教育而改变了自身和家庭的命运而心存感激。
在西藏，如今越来越多孩子的命运因受教育而改变，走出了大山，走出了高原，曾经父辈想也不敢想的愿望而今在他们身上都变为现实。
命运改变的背后是暖暖的“爱”
下午5点，一个颤颤巍巍的身影，如常出现在上海市樱花中学门口。她叫叶静，今年78岁，曾经的援藏干部，从拉萨市实验小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已经17年了。
她将短发挽到耳后，她在等人，等的是十几位在这里参加跟班培训的拉萨实验小学的老师。尽管卸任校长17年，她每天还是倔强地重复着这件事，接上培训的老师，将他们安全送回住所。或许，这是30多年校长生涯留下的“后遗症”。在她的注目下，新教师一茬茬儿地成长，几乎每个来此培训的老师，都熟悉她身上的中药味，1998年，她查出卵巢癌晚期，从此以后，她就与中药长久相伴。
她的抽屉里珍藏着刚到西藏时候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花袄，脸上还有刚刚晒出的高原红。那时的她还留着大辫子，那是母亲临行前编的。将母亲用过的教案装进行囊，带着父亲用白纸照着家里钢琴键盘画的“纸琴”，叶静和100多名上海大中专师范毕业生一起踏上了奔赴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去西藏为边疆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的征程。
时光如刀，将她的大辫子剪成了短发，却始终剪不断她对西藏教育的情愫。
2010年，冯新娟接任拉萨市实验小学校长，初到校长之位，她发现学校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师资不足。“尽管学校之前组织过各种各样去内地的培训，但都停留在走马观花的层面，老师们需要的是更深入的学习。”
可她能力有限，内地学校的校长熟悉的并不多，无奈之下，她拨通了老校长叶静的电话。
“好啊，交给我吧”，电话那头的叶静爽快地答应。叶静做起了“红娘”。2011年，在她的“牵线搭桥”下，拉萨市实验小学和徐汇区的樱花小学、田林小学结成姐妹学校。每年上半年，拉萨市实验小学派18位老师分三批到上海的这两所学校学习一个月。
“租房子、买被褥、准备锅碗瓢盆，一个老太太拖着病体，满上海跑。等这一期结束了，她又去把水电费结完，请保姆将被褥洗好、晒干，等待下一批新教师的到来。”回忆起与叶静相处的点滴，冯新娟眼角闪着泪光。
更让冯新娟感动的是每一位老师的优势，劣势，性格，习惯，叶静都了如指掌。“以前拉萨实验小学的老师都管她叫叶校长，如今都叫叶妈妈。”
和很多教育援藏干部一样，叶静援出的不光是一所学校，更是一段情愫，一份温情，和一份信守一生的承诺。
因为援藏，很多人落下了病根，高原型心脏病，慢性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有些一起援藏的夫妻，将孩子留在了老家，任其成为留守儿童。援藏干部凑到一起时，时常会自嘲，“援藏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说归说，这些援藏干部还是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几十年。从1985年开始，全国先后有18个省市（后调整为17个）、17家中央企业、27所高等院校、教育部15个直属单位对口支援西藏教育工作……
今天，这里的教育每天都在变化。对此，林芝一小校长朱良鸿有着切身体会。2003年，他刚来到这里时，学校只有一个土操场，孩子们连篮球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当时全校只有两台电视能够放录像。如今尘土飞扬的土操场变成了整洁宽阔的塑胶操场，旧电视也变成了交互式一体机。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学生身上。马文建校长刚刚接手学校时，学生中考六科总分平均在100分左右，少的甚至只有几十分。“现在的学生最少也能考到400分，500多分有一大片”，马文建自豪地说。
30年援藏，滋养着这片雪域高原，也培育着西藏的自我“造血”能力。选派内地教师到西藏基层学校工作，西藏教师到内地参加培训和交流学习，开展“校对校”帮扶活动，建立对口支援学校工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得西藏的教学水准正在一步步向内地靠近。
时代变迁，援藏的模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30年前，国家在上海等地开办内地西藏班，一大批西藏学生为了接受好的教育而背井离乡。如今，以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和拉萨江苏实验中学为代表的“家门口的内地西藏班”，让西藏学生不用再从小远离父母，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内地西藏班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
在这片广袤的雪域高原上，一代代援藏人扎根西藏，接续努力，为西藏教育奉献着青春和智慧。如今，他们的辛勤和汗水换来了一个大爱、大美的新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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