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正文

浙江大学：烽火炼就求是魂

发布时间:2016-01-28 01:27:56

浏览量:

分享到:

西迁途中的浙大师生

西迁贵州湄潭时“国立浙江大学”校门

　　今年夏天，又有一批浙大师生从杭州出发，沿着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西迁路线，重走了一遍“文军西征”路。七十多年过去了，回首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依然令人刻骨铭心：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穿越江南六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浙大西迁办学历时7年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穷乡僻壤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留下长远的影响。学校不仅没有溃散，而且发展成为最著名的几所全国性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中国科学文化界共赴国难、坚忍不拔的浓重一笔。

　　而湄潭的县史上，从此也烙下浙大的痕迹。前辈们散落在这座小城的故事，成为浙江大学新的精神家园，无数人回到这里，获得了隔代的养分。

　　生死存亡，呕心沥血西迁路

　　跨进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大门，沿着林荫道一直向前，在图书馆大楼前有一尊铜铸的塑像。塑像比一般人略高，一个清癯的老人站在第五教学楼和第六教学楼之间的草坪上，面色从容，目光平和，右手弯上搭着一件风衣，似乎是在散步，又似乎是刚刚从遥远的地方归来，迫不及待地到校园中走走。早晨或者傍晚，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鬓发已白的老人，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在子女或者学生的搀扶下，在塑像前徘徊，拍照留影，他们大多是离开学校多年的校友，那尊塑像就是老校长竺可桢。

　　从1936年4月到1949年全国解放，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长达13年之久。抗战期间，他率领浙大师生举校西迁的历程，使他成为一位在浙江大学办学历史上永远让师生缅怀和纪念的校长。浙大的西迁，可谓历尽艰辛，途经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先后落脚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

　　1937年11月11日，在敌机空袭下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浙江大学踏上西迁办学的漫漫长途。领导这样一所大学在战火纷乱中数次搬迁，那么多著名教授学者拖儿带女跟随学校一次次踏上漫漫长途；那么多学生因战火阻隔与家人失去联系，只能以校为家；车船没有着落，经费得不到保证，人员、仪器、图书常常耽搁途中，让人牵心挂肠；敌机空袭，土匪劫道，小人行骗，旅行中随时都有危险和陷阱；每到一地，师生还要立刻投入教学和研究，保证教学时间和效果……竺可桢当年肩上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在西迁中，竺可桢身先士卒，事必躬亲。搬迁地址的选定，沿途舟车安排，宿营地的接洽，上与教育部力争迁校经费，下和各地军政联络周旋，还要争取地方乡绅的协助，他都要亲自出马，东奔西走，处处求人。

　　1937年12月29日至1938年1月8日，西迁江西的浙大师生被困于江西玉山的风雪之中。竺可桢亲自出面，每日与线区长官、浙赣路局、机务段和车站打交道，终于在难民如潮、兵车频繁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争取到14节车厢，使全校师生乘车抵达贵溪，再转樟树、南昌，最后平安到达吉安。

　　1938年6月30日，竺可桢又一次离开时在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为学校的下一步搬迁勘探合适的校址和迁移路线。这一次，他辗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为时20多天。也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日子，西迁中最惨痛的打击降临到这位恪尽职守、为浙江大学的存亡和发展殚精竭虑的校长身上：他的次子竺衡病亡，夫人张侠魂也已经进入病危状态。1938年8月3日，张侠魂与世长辞，魂断泰和。半年之后，竺可桢将积蓄1000元作为基金，设立“侠魂女士奖学金”，奖励家境贫寒且学业成绩优秀的二、三、四年级女生。

　　在战乱频仍、民生凋蔽的岁月中，多少学子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投奔浙大而来，跟随学校流亡迁徙，他们与家人失去联系，学校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而竺校长像一棵大树庇佑着他们，护卫着这群未来中国的栋梁。

　　1940年1月，正值隆冬季节，浙江大学由广西宜山迁往贵州遵义。蜿蜒在群山之间的桂黔公路本来就破烂不堪，加上雪凇冰凌，踩踏之后一片泥泞。这天晚间，一群女生顶风冒雨，跋涉了一整天，终于赶到位于广西、贵州交界处的一座名叫六寨的小镇。浙江大学为了方便迁校的师生，在六寨设有接待站，但是这几个女生到得太晚了，接待站已经住满了人，连地面上都人挤人，地铺也打不下了。就在走投无路之时，她们遇到竺校长。竺可桢得知她们的困难，马上将自己的床铺让给女同学，自己则悄悄蜷缩在小汽车中过了一夜。

　　竺可桢非常重视教授在学校办学中的作用。他认为，一所大学，拥有多少图书和仪器是重要的，校舍宽敞完好也是必需的，但大学的灵魂在于是否拥有一流的教授。他在初到浙大所作的题为《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就职演讲中，就明确指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

　　在执掌浙大的13年中，竺可桢一直坚持教授治校的原则。到任后，他留用了当时浙大已有的知名教授，如陈建功、苏步青、钱宝琮、朱叔麟、贝时璋、黄翼、孟宪承、郑晓沧、蔡堡、周厚复、李寿恒等，又把因不满郭任远独断专横作风而愤然辞职离校的蔡邦华、吴耕民、梁希、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重新聘请回到浙大，还约请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原交通大学教授胡刚复一同来校，委以文理学院院长的重任；聘来原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主任梅光迪教授任外国语文系主任，礼聘物理学家王淦昌、化学家王琎、农学家卢守耕、机械学家周承佑等一批著名教授来校任教。浙江大学一时群星荟萃，声誉日隆。

　　读书不忘抗战，救国不忘读书

竺可桢题写的求是精神

竺可桢拍摄的被日军轰炸后的宜山校舍

2009年建成的湄潭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广场

　　在从建德向江西搬迁中，学生分成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途经金华时，刚好金华遭袭，县城转瞬萧条，柴米难得，但浙大师生没有消沉，继续前进，700多箱图书仪器都是师生职工亲自动手装在兵车、煤车和货车上。抵达江西玉山后，竺可桢校长冒着严寒四处奔波，联系车辆，最后才由铁路局帮助将图书仪器运抵江西樟树镇。浙大师生转抵吉安后，学校即开始上课，并进行了期末考试，约两个月再迁至泰和。在泰和，师生继续教学，科研也未停止。为了弥补搬迁期间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教职工和学生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导师制在这里继续贯彻。浙大的一切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对浙大在西迁过程中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赞不绝口。

　　“读书不忘抗战”，浙大师生为配合抗战的需要，继续出刊在建德开始出版的《浙大日报》，刊登国内外新闻及校闻、名著、通讯等，多次进行宣传演出，组织捐献等活动。

　　师生们还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泰和地处赣江流域，夏天大雨时，当地人民必遭水害。浙大了解情况后，主动提出负责修筑防洪堤的全部技术工作，竺可桢担任堤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防洪堤修筑完工后，当地人民未再遭水灾。浙大师生还帮助当地人民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创设了澄江学校。

　　为勉励师生，使师生牢记“救国不忘读书”，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并决定请著名学者马一浮撰写校歌歌词。浙大师生在广西宜山的生活非常艰苦，既受疟疾肆虐，又遭空袭威胁，吃、穿、住、行也很困难，但师生们以苦为乐，教学活动照常进行。各年级的课时安排，都按原定计划完成。据统计，当时各学期的实际上课日数，超过了教育部的规定要求。师生们还积极开展实验教学。宜山的地质、气候、风物、人情、经济、疾病等具有特殊性，浙大各系师生，如史地、化学、教育、园艺、农经等系都在和自己有关的学科方面结合实际加以科学研究。浙大师生将这些研究和探讨成果以文字或实际成果表现出来，贡献给当地。如养蚕的示范、工程的经营，都带动了当地各方面新的发展。帮助当地普及教育，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也是他们的必定项目。

　　1939年11月25日，日军长驱直入，南宁陷落，浙大于次日筹备再次搬迁。经实地考察，学校决定迁至贵州遵义、湄潭。1940年，浙大在贵州的校舍准备就绪，总体布局是：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一年级设在永兴。浙大迁到遵义不久，竺校长就明确提出：“浙大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尽管当时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电灯照明，但是教师们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文学院对遵义的地理、历史进行了研究，开展了考古和地质野外考察，写出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农学院的科研走的是和当地生产相结合的路子，如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等蔬菜瓜果新种在湄潭的试植和推广及湄潭胡桃、李梨之研究等等。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研究均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这段时间，浙大在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居世界领先，在国际学术界有口皆碑，比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关于探测中微子的研究，就对中微子的发现产生过重大影响；还有一批国内首创、在学术界独领风骚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学家张荫麟教授编著的《中国史纲》等。

　　1944年，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先后两次参观浙大。李约瑟对浙江大学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尤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厚，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盛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

　　浙大师生一方面刻苦求知，另一方面竭力普及科学知识，启发民智。如浙大工学院曾在遵义东门外举办展览，供当地父老参观，展出的有飞机残骸及电话、电灯、柴油机等。在扶植当地教育事业方面，浙大曾将当地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的所属辅导区，对教师的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学示范，都作了许多具体工作。还开办教师进修班、辅导工业、农业职业教育，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等，浙大师生还在遵义、湄潭、永兴3处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在浙大师生的影响下，当地青年求学之风日盛。农学院则积极从事农业推广工作，农学院设有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马铃薯、番茄种植的推广等，农业推广工作直接影响着当时遵义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浙大对遵义地方工业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浙大史地系发现了团溪锰矿，直接促使当地锰矿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湄潭从此烙下浙大的痕迹

　　浙大西迁办学历时八年多，其中在遵义湄潭定居达七年之久。而湄潭的县史上，从此也烙下浙大的痕迹。那个叫“湄红”的新茶，就是浙大迁到湄潭后，协助当地研发的新茶品种；湄潭的精耕细作水平远近闻名，那是源起当年浙大农学院在湄潭设的农业推广部，培育出了7个水稻、小麦、杂交油菜良种和9个优良果树品种，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方式；而那个名叫“罗登义果”的贵州名果，就是以浙大农学院教授罗登义的名字命名的……

　　1946年5月，浙大从贵州回迁到杭州。其间浙大和湄潭的缘分一度中断，但最终，这段缘分又重新焕发出活力。1985年，浙大教授、昆虫学家唐觉回到了湄潭。他是农学院1941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湄潭待了整整7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致力于五倍子的繁殖增产及相关成果的推广应用。回到湄潭后，他随即在当地开始推广五倍子的生产技术。

　　此后，全国各地的不少老浙大人，凡出差到遵义，都会设法重访学校旧址。

　　陈叔平——改革开放后浙江大学培养的第一个理学博士，曾任浙大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前贵州大学校长。他说：“真正到了贵州，你才能知道一所大学究竟可以带给一座县城乃至一个省多大的变化。”他常在湄江边走来走去，试图寻找那些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留下的足迹，“那7年的历史，不是一条简单的路线图，也不是几千里路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群有学问又有精神的文化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走在湄潭乡间，常能看见稻田里撑着一顶顶黑色“帐篷”。老乡会告诉你，这就是著名的浙江青田鱼在湄潭的“家”——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亚洲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浙大的老师们发现，湄潭有与青田相似的自然生态条件，便筹集20万元，将2000亩鱼苗分批运至湄潭，并与贵州大学、湄潭县一起，组建了稻田养鱼专业合作社，有效提高了当地百姓收入。

　　张明方更一次次穿行于杭州与湄潭间。这位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教授，也是有名的“西瓜大王”。他研制出名为“小芳”的西瓜——个头小，瓜皮硬，可以当足球踢，但又甜又脆，在浙江很受欢迎。张明方想，湄潭都是山路，颠簸得厉害，不正适合运输这种西瓜吗？于是，他送了许多“小芳”种子给湄潭的农民。他说，湄潭是一个参照系，如果成天待在教研室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可是在湄潭，你能深刻体会到自己“起码可以为一部分人做很多事”的那种价值。

　　1997年5月，浙大迎来了百年校庆。纯朴的湄潭乡亲们，硬是开了几辆卡车，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给浙大老师们送来了稻米、茶叶和包谷酒。“那么远的路，也不知走了几天几夜。”浙大的老师们被湄潭人的真情感动了。

　　浙大与湄潭间的故事，近年来还在续写新篇。学校先后在遵湄地区建立了求是精神教育基地，捐建了希望小学，设立了远程教育中心、研究生支教点……在浙江大学，“让新的浙大人服务第二故乡”正成为一种校园时尚。

　　不仅在贵州，浙大人服务西部的版图还在拓展。云南景东彝族自治县是普洱市辖区北端的县，36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占了10万。浙江大学2012年11月接受国家任务，参与定点扶贫工作，承担定点扶贫景东县。景东县政府将四位浙大教授聘为首席专家：鲁兴萌是蚕桑专家、陈再鸣是食用菌专家、余东游是畜牧专家，尹兆正是乌骨鸡专家。专家们最高兴的，莫过于自己的学问在景东有用武之地。成功地驯化了当地特有的野生菌“小香覃”菌种的陈再鸣教授说，景东好东西太多了，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