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精研苦学”传薪火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山西大学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虽漂泊不定，历经磨难，但师生艰苦奋斗，弦歌不辍，八年时光对于山西大学这所百十年老校来说看似不长，但战火纷飞中锤炼的“精研苦学”校风却弥久常新，在黄土高原上奏响了一曲复兴民族文化的乐章。

　　三原复课 薪火相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初，日本侵略者不断袭击同蒲路北段及省城太原，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大学及省城各大专学校迁往晋南。山西大学所属法学院迁平遥，文学院迁运城，校部及理工两院迁临汾。

　　因战事吃紧，至9月中旬各院系虽陆续开学上课，但到校学生尚不足半数。11月8日，太原沦陷，省政府下令大专院校暂时停办，所有文书、图书、仪器等移交当地政府保管。1938年春，晋南各县相继沦陷，文件图书仪器遗失一空，全校师生数百人流散四方。

　　至此已有35年历史的山西大学在侵略者炮火的袭击下被迫停办。

　　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到抗日战争前已经是一所很有实力的综合性大学。据1936年11月通过的《修正山西大学组织大纲》载：此时本校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共计五院十四系。

　　抗战前教育部督学在视察山西教育后的报告中称：“该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历届毕业生之在本省各方面任事者，成绩颇有可观”。“各科教员之资望学识，大都均有足取”。[1]

　　事实上，1939年年底，山西大学停办两年后在陕西三原复课，其中经过了颇多周折。

　　先是1939年初夏，时任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梁化之前去重庆出差，得知前山大工学院院长王宪、教授常克勋、兰锡魁等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提出恢复山西大学的建议并得到赞同。梁化之将此消息立即电告阎锡山。阎锡山认为山大复校由王宪等人负责，恐日后难以控制，遂于8月1日在《阵中日报》[2]刊出成立山西大学复课筹备委员会及省政府通过的简章十一条。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兼任委员长，关于校址设备之筹办，院系课程及人员之设置调整，校款之预算审核，学生之召集招考等均在筹备委员会职权之内。[3]

　　9月中旬，山西省政府给徐士瑚汇款15000元，电令其招新生、请教授、购图书、买仪器，尽快恢复山西大学。

　　徐士瑚接到省政府电令后，很快投入复校工作。他首先从自己供职的西北联合大学聘请王燕生为社会学教授、郑文华为物理教授、杨峻山为法律教授、康石庵为机械教授，薄兰萃、窦子锦为助教，又从国立七中调用职员8人。9月底，经过入学考试，录取百余人为一年级新生。10月底，全体师生员工到达三原县城。

　　本来，省政府命令北上宜川县秋林镇开学上课，因前方军情突然紧张，乃改令师生在陕西省三原县就地觅处上课。徐士瑚又通过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借得三原南城原三原女中全部校舍，作为办公、上课的场所，及文、法两院的学生宿舍，后又租到山西街一大货栈作为工学院学生食宿之地。

　　同时，又从各地聘请了几名教授，并在西安、汉中等地购置大批中外文教本、图书和仪器。1939年12月23日，停办两年的山西大学又正式开学上课。[4]

　　开课不久，省政府关于山西大学编制与人事的命令下达三原：阎锡山兼校长，冯纶为校务主任，经改组后的全校设工学、法学、文学三院，机电、土木、法律、经济、历史、英文六系及训导、教务、总务三处，徐士瑚被任命为教务长。此种编制奠定了日后山大发展的基础。

　　三原复课是在山西大学停办两年、条件极为艰苦的战火岁月中实现的。难能可贵的是，从四面八方集结起来的山大师生，以维护中华文化为志，艰苦创业，吃苦耐劳，深思苦读，“故复校不数月，而声誉激增，一跃而为西北学术之中心”。1940年5月15日，《阵中日报》发表文章，一面历数山大经费之困难，一面赞扬师生之苦学精神：当时，学校的办公厅、教室、宿舍都是租佃的民房，大的教室有一个，可容纳五六十人，小的有四个，每室可容十来人。斗室讲学，颇有绛帐遗风。[5]

　　三原复课在山西大学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使这所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得以薪火相传，而且此种环境中孕育的吃苦耐劳、精研苦学的精神成为山西大学日后发展的推动力。

　　1940年后，12月23日被校方规定为三原复课纪念日，照例全校放假一日，并举行各种纪念会及文体活动，以示纪念。

　　“虎啸”秋林 漂泊“克难”

　　持续八年的抗战岁月，实为山西大学的多难之秋。

　　1939年12月23日三原复校后，学校又因“国立风潮”迁至陕西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后又因伤寒流行再次返迁克难坡，直到1946年4月重返太原侯家巷校园，真可谓漂流不定。

　　炮火声中锤炼出了山西大学不折不挠的精神，亦成为本校日后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财富。

　　1941年7月发生的“国立风潮”是迁址虎啸沟的直接原因。

　　三原复校后，胡宗南所辖陕西地区三青团即准备与学校建立关系，1941年3月进一步提出在学校建立三青团总团部的要求，“政治阅历浅，社会经验少，又书生气十足”的徐士瑚便让时任文学院院长兼训导长的周传儒处理此事。7月，周与胡宗南十六军政治部联系后，率学校三青团员与部分教师掀起了改省立山西大学为国立的风潮，实则是在反对阎锡山。周在十六军支持下占领学校，并将部分行政人员赶出学校，后又变卖校产，投身胡宗南部。

　　在三原已无法正常上课的情况下，山西省政府亟电教务长徐士瑚将学校迁至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即使无一教授，无一学生北迁，也要将省立山大的牌子扛回来”。[6]10月底，师生200余人在总务长王友兰的带领下，乘骡车分批离开三原，北迁秋林镇虎啸沟，12月初恢复上课。

　　秋林镇位于陕西宜川县城东30里，有居民百余户，该镇东距黄河渡口小船窝60里，北上5里，便是山西吉县克难坡。镇北两条大沟，阎锡山名之为“龙吟”和“虎啸”。虎啸沟长五六里，沟之东西两侧，有黄土窑洞百余孔，除20余孔为儿童教养院和山西科学馆占用外，其余全部归山西大学用作校舍。

　　清一色的土窑洞，无门牌，无标记，外人到此，很难分清宿舍、教室和办公室。沟之东侧的原有空地，经师生整修后可作为操场和会场。无校门，无校牌，师生及来往行人均多着大兵服，像似一座兵营，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是一所正规的大学。

　　虎啸沟内的学生大多为山西流亡青年，教师多为山西学者名流。在烽火连天，家乡沦陷的战争岁月，这里却管吃、管住，甚至管穿，文化在这里得以绵延，心灵在这里得到锤炼。学生无不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教师无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虎啸沟不是龙卧虎，但虎啸沟的人，并不都是土里土气，笨手笨脚的山汉农夫、村姑农妇，也有见多识广的精英，多才多气的才女，他们的课外活动，文娱体育活动，相当活跃。[7]

　　1942年虎啸沟内斑疹伤寒的流行在校内引起极大惊恐。是年春末，儿童教养院首先发生斑疹伤寒，随即逐渐蔓延到秋林各地。校内教师康石庵、李经甫及法学院院长杨峻山等数人因患时疫相继病逝，虎啸沟内人心惶惶，谈瘟色变。至暑期，外省籍教师马非百等数人纷纷借故辞职。年底，20余名学生又因故逃离虎啸沟。在如此人心浮动的情况下，1943年1月学校又奉命全部迁至克难坡。

　　克难坡位于黄河东岸，时为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山西省政府驻地，在紧靠黄河边上的大小山头上，一个个土窑洞坐落其间，山西大学的临时校舍就安排在克难坡四新沟的窑洞里。兼任校长阎锡山就近“治理”，惯例便是每周在克难坡的洪炉台对师生训话一次，内容无非是中庸之道和阎氏哲学。克难坡上课的同时，学校加紧改善虎啸沟的环境卫生，并修建了简易平房数十间，至1943年10月底，全校教职员工又分批西渡黄河，迁回陕西秋林虎啸沟。

　　虎啸沟、克难坡时期，是山西大学办学条件极为困难的时期，也是一个艰苦奋斗、锤炼校风的时期。师生员工不畏困苦，弦歌不辍，在黄土沟壑中劲奏着民族文化的乐曲。

　　春到人间草木知。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至虎啸沟山西大学校园内。1946年春季，全校师生员工东渡黄河，辗转陕西韩城，重新回到阔别9年的太原侯家巷校园。

　　自强报国 弦歌不辍

　　在烽火连天的八年抗战岁月中，山西大学从离散、复校、搬迁到重返，从山西南部到陕西三原，再到虎啸沟、克难坡，最终回到太原侯家巷，可谓南北播迁，历经风雨。

　　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如此离乱聚合的环境下，广大师生仍身在沟壑，心系文化，教研不断，弦歌不辍。

　　三原复校的功臣莫过于老校长徐士瑚。这位曾经在清华大学前后读书5年，在英国和德国留学6年的山西五台高材生，复校后，在校舍、师资、设备等极端不足的条件下，竭力从各处聘请教师，争取经费。

　　“学校行政管理、课程安排与教师待遇，一改老山大民国以来35年的那一套，尽量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办理。各院系四年的课程，凡是教育部规定的必修课尽可能开齐。选修课则根据实情酌量开设。对于各教师讲课内容，我仿照北大、清华自由讲学的优良传统，从未干预过”。[8]之后经历的“国立风潮”、虎啸沟斑疹伤寒，均在徐氏的主持下有惊无险地度过。

　　学校的行政和教学管理工作，并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而松懈。从《山西大学百年纪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抗战期间虽然历尽漂泊，但校方仍坚持严格治校，不断有适时的校务会议和制度决定出台。

　　克难坡时期，学校为适应战时需要，甚至规定了具体的夏季作息时间：早晨5时起床；6时30分到7时30分早自习；上午8时到12时上课；下午2时到6时上课；晚8时30分就寝。晚上8点30分即要求就寝，目的在于节省灯油，甚至规定了专门的《国立山西大学灯油支配办法》。

　　有6年留学经历的徐士瑚校长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极为重视。1944年11月，为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学生的英语会话水平，学校专门开设了英文高级班讲座，听讲学生30人，徐士瑚亲自讲授英文宣读，教务长严开元讲授英文会话。[9]

　　炮火不息，弦歌不辍。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教师们认真教书，同学们认真读书却是一以贯之的。1942年《学生之友》第4卷第4期曾刊登署名杨端《山西大学一瞥》的文章，道出了三原复校后山大学子的精神风貌：

　　在山大很容易看到的是同学间彼此亲爱如同兄弟，也许由于大家来自战区，被迫离开了家乡，饱尝到人间艰苦的流亡滋味，所以都不约而同地互相亲爱，互相砥砺。

　　山大同学唯一的目的便是读书。在这里读书的气氛太浓厚了。早上还没有响起床号，念书的声音就能传到你的耳朵里，教室里、操场上都是同学们在读书的身影。晚上，自习室更是热闹，每个教室里都坐满了人，书桌上一盏小油灯，照耀在读书同学们的脸上，静悄悄地只能听到翻书和沙沙地写字的声音。[10]

　　1945年4月成立的国立山西大学学生自治会是抗战胜利前夕最为活跃的学生组织。据载，4月4日，学生自治会筹备会召集220余人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徐士瑚、杜任之、严开元等著名教授和各系主任均出席指导。大会通过了自治会规则，选举了理事和候补理事，自治会各部均聘有关教师作为指导员。4月17日，自治会学术部召集各学会报社联席会议，拟在学校开展四十三周年校庆壁报竞赛，极大地推动了各种学生社团的发展。[11]

　　虎啸沟、克难坡时期虽是办学条件极为艰苦的时期，但又是学生学术和文体活动甚为活跃的时期。物劳学会、历史学会、外文学会、经济学会、文艺研究会、医学研究会、国学研究会、法学研究会等旨在探求学术的各类学会纷纷组建成立，各学会或者定期邀请教授讲座，或定期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学术探讨的氛围不可谓不浓。晋南剧社、回声歌咏队、篮球队等文体团队的活动，更给校园增添了多彩的色调。

　　据载，1945年5月43周年校庆时，4天内学生文艺社团共演出话剧、京剧、晋省各路梆子戏20多种，每晚观众都在三四千人。校长办公室、图书馆、教员休息室，甚至教室的土墙上都出现了数十家社团展出的壁报，同学们满怀信心地讲道，“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山西大学正在成长的影子”。

　　抗日战争期间的八年，是山西大学漂泊无定流徙办学的八年，也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八年。一面是战火纷飞中的图书设备散失，骡车步行迁徙，沟壑窑洞教学、山野油灯读书；另一面是弦歌不辍风景，师生团结氛围，“精研苦学”校风，艰苦奋斗精神。这是山西大学百十年办学历史中豪饮风雨的时期，也是承前启后自强报国的一个悲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