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临终关怀”告慰生命的最后一程

　　作为命中注定的结局,死亡或许算不上悲剧,但被死亡剥夺了人的尊严,却是不折不扣的悲剧。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悲剧,正在时刻演绎:陪伴患者走完最后一程的,是医生、护士和冷冰冰的各种治疗器械,而不是妻子儿女;在“尽最大努力抢救”中,患者满身管道、伤口、针孔,痛苦地离开人世。

　　为何那么多人宁愿过度医疗,也不选择临终关怀?表面看是观念的原因。“好死不如赖活着”“眼睁睁看着亲人逝去,而无动于衷就是犯罪”,这样的思想,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许多人即使千金散去,倾家荡产,也要给亲人“续命”。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临终关怀资源的缺失。以广州为例,能提供临终关怀的机构屈指可数。广州老人院慈爱楼,共可供床位200张;广州慈善医院,60张;广州友好医院,70张;加一起仅有330张,而同期广州仅癌症每年死亡约1.2万人。显然,大多数人连临终关怀的床位都摸不到。

　　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家庭医生制度,选择在家临终关怀,即意味着让患者自生自灭。让家属在家看着患者饱受折磨,谁受得了?故而,即使明知过度医疗,毫无裨益,但在临终关怀资源稀缺的语境中,我们也不得不“死马当活马医”,选择过度医疗。

　　临终关怀有刚需,可医院为何视而不见呢?问题还是出在利益上。据统计,过度治疗导致“80%的医疗费花在最后一个月”。这意味着,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赚钱的一公里。而提供临终关怀床位,却只能收一些护理费。更何况,病人在医院离世,还影响医院的治愈率考核。两相对比,哪个合算?不言而喻。

　　可见,临终关怀的难点在供给这一端。而治愈供给端的结症,相关部门要做的无非是三件事。首先,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加大临终关怀病床的供给。比如,投入资金,帮医院建设临终关怀楼;强制医院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临终关怀病床,等等。其次是推行家庭医生制度,让患者即使是回家临终关怀,也不会饱受折磨。更重要的还是深化医疗改革,结束以药养医。当医患之间没了利益纠葛,只有以据病情的理性诊断、治疗,临终关怀离我们就不再遥远。（薛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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